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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地名、历史和文化:“地名”以外的地名


葛剑雄,复旦大学资深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委员,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政府参事,全国政协常委。

“地名”以外的地名

地名不仅是一个名称所代表的空间范围和时间范围,还存在地名本身以外很多方面的内容。我们现在讲地名的时候,往往忽略了它们的时间意义和概念,因为从空间范围讲一个地名,无论点还是面,是通过地理坐标,用具体界限划定的。但是任何一个空间范围其实都与一定的时间范围相联系,这个时间范围有的长有的短,在这个时间范围里面又与很多地名以外的事物和因素相联系,所以地名除它们的本意之外,还有其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民族的等各方面的意义。

早期的地名实际上反映了族群分布,尽管我们对它们的具体内容还不了解。如商朝人,几乎将所有做过都城的地方都称为“亳”,早期迁移到的地方也命名为“亳”。又如,山东好几个地方地名都带“不”(音夫),其实这也是反映某一个族群的流动或者分布的特点。再如“姑”字,江南有好几个地名有这个字,最著名的是苏州,被称为姑苏。对“姑”字以前有几种望文生义的解释,但我的老师谭其骧先生认为“姑”没有具体意义,只是越人的发语字。但这类地名的存在反映了某支越人的分布。再如敦煌,从汉朝开始就有人根据汉语解释“敦煌”二字的含义,后来日本学者指出敦煌不是来源于汉语,而是来自土著民族的语文,汉字是采用音译,所以不能按字面解释。不仅敦煌,我国西北地区还有很多地名,当汉朝人记录下来时已经无法考证它们的含义,但都反映了古代西域一些族群的分布,以及族群的影响,但在这些方面我们目前研究很不够,将来或许能通过这些地名破译民族成分的密码。

早期的地名后来成为国名,成为朝代的名称,其实开始往往是指具体的地方,例如秦、汉、魏、晋、宋等。以“汉”为例,来源于汉水,因为有了汉水,才有了汉中等地名。刘邦的封地在汉中,成为汉王,以后他建立的朝代就是汉朝。因为汉朝在中国历史上有重大的影响,基本上奠定统一中国的疆域,所以这个民族主体被称为汉族。这些地名经历具体的事件后发展成国名,因为开国皇帝或者统治者往往会把这些地方作为发祥地,以后成为朝代名称。

地名的迁移也反映人口迁移或民族的迁移。比如汉高祖刘邦的祖籍是丰县(今江苏丰县),他父亲长期生活在丰县。刘邦做皇帝以后将父亲接到关中,尊他为太上皇。但太上皇却闷闷不乐,表示住在关中不开心,因为听不到乡音,看不到邻里斗鸡遛狗,吃不到路上卖的饼。于是刘邦下令将丰县居民全部迁至关中,为他们建一座新城,完全模仿复制丰县。据说复制非常成功,移民将从家乡带来的鸡狗放在城里,都能找到原来的窝。这座新城被命名为新丰,就这样,丰县的地名被搬到关中。像这样的例子历史上不止一个,所以我们往往能看到早期地名从北方搬到南方,从中原移到边疆。

北京郊区有很多以山西州、县或者小地方命名的地名,是因为明朝初年有大批山西移民,整体迁到北京郊外,所以留下很多山西地名。但是这样一种地名搬家也出现过败笔,我认为最大败笔是乾隆皇帝把西域改名为新疆,“新疆”原指在贵州境内一片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后来被设置为几个县,所以当地称之为新疆。乾隆年间,天山南北路平定之后,西域被改称为新疆,以后建省时也用了这个名称。这当然是乾隆皇帝为了宣扬他的赫赫武功。尽管这不会改变新疆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历史事实,但还是授人以柄,增加不必要的麻烦。外国有人攻击我们,说中国到乾隆年间才占有新疆的,因为你们自己都承认新疆是你们新的疆土。其实清朝学者已经发现漏洞,所以他们解释为“故土重新”,但这也可以解释为左宗棠从阿古柏叛乱中收复新疆。这至少是改地名的败笔,如果沿用西域,与2000多年前一致,岂不更好!

还有很多地名本身就记录了一段历史,最典型的,是今山西、河南两个县的名称:闻喜和获嘉。闻喜本是西汉河东郡的曲沃县,汉武帝经过时获悉平定南越叛乱的喜讯,即改名闻喜。当汉武帝行经河内郡汲县新中乡时,又传来了发动叛乱的南越丞相吕嘉被俘获的消息,即下令在此新设一县,命名为获嘉。类似地名还有很多,每个地名都记录了一段历史。

又如重庆本来叫恭州,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正月,孝宗之子赵惇先封恭王,二月即帝位,为光宗皇帝,称为“双重喜庆”,于是升恭州为重庆府,重庆由此而得名。所以有很多地名,如果仔细了解研究一下它的来历,往往就是对本地历史的重要记载,有的甚至是很重要的篇章。

同样,地名在对外关系上也有表现。最典型的是解放时被称为镇南关的地方,为了表示与越南的友谊而改名睦南关,以后为了突出与越南“同志加兄弟”的亲密关系又改为友谊关。20世纪80年代,我去友谊关考察,越南大炮把友谊关屋顶打穿的洞还在,那时候看到友谊关这几个字感到啼笑皆非。但是最近去的时候,不仅友谊关楼已经修好,而且我已经能够站在新划定边界线上照相留念了,现在至少这个关的确是友好的。

地名在民族关系上也有表现:解放被称为绥远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改称为呼和浩特;比如乌鲁木齐原名是迪化。有的不一定改,却反映了民族关系的历史事实。清朝实行改土归流后,新设了一批府级政区,在命名上都看得出,比如湖北恩施,所辖县原来都是土司,新设府县被看成朝廷施的恩。

还有很多纪念性质地名,从最早将黄帝陵所在地称作为黄陵,到近代全国各地很多以“中山”命名,比如中山路、中山大道、中山公园,广东香山县改为中山县,现在叫中山市。国民党政府为了表彰卫立煌,曾在安徽六安县金家寨设立煌县。抗战胜利后台湾光复,各市都有马路改名为中正路,上海的爱多亚路也改名为中正东路。台北有罗斯福路,新中国成立后东北的城市中有斯大林大街。还有颂扬性的名称,并不太明显,实际上大家都明白,比如说中共一大会址的地方,原来是望志路,是用法国人的名字命名的,解放不久改名兴业路。这些地名有些存在时间很短,有些持续至今,这就反映出不同时期政府与民众的意志和情感,也反映出被纪念者的影响程度。

有一些地名反映一个阶段或一段时间的观念和价值趋向。比如民国年间冯玉祥主政河南时设博爱县、民权县,台北市有忠孝路、信义路、仁爱路等,各地有不少地名以自由、民主、和平、幸福、解放、复兴、建设等命名。

有的地名是地理环境的反映,这类地名在研究历史地理时很有意义。有的是当初概念与今天不同,有的当初是对的,但现在地理环境发生了变化。这也是具有规律的,比如河南与河北划分是以黄河为界,但也可发现,河南省有一些地方跨到黄河北边,所以地名本身归类是一回事,但以后发生了变化,这变化恰恰为我们研究历史上地理环境变迁提供了根据。

还有一些地名体现了近代殖民的历史。帝国主义侵入我国后,一些地名发生了变化,比如东北的一些地名,在俄国入侵之后被换成俄国地名,香港被英国占据后,很多英国地名就被搬到了香港。比如香港的太子道,就是因为1922年英国王储爱德华到访以后,将一条街道改名的。又如上海的戈登路(今江宁路),就是当时为了纪念参与镇压太平天国的英国人戈登。霞飞路是用法国著名将领的名字命名的,解放后为纪念淮海战役改名淮海路。

总之,地名如果只是记录它所代表的空间范围,那么它是纯粹的地名。实际上,地名所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