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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与心理 | 从中国地名看汉民族之心理文化


摘要:语言和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内蕴。一个民族语言的词汇系统能够最直接最敏感地反映该民族的文化价值取向。地名属于语言词汇系统中的专有名词,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人类的认识成果,积淀了人类的心理文化,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中国地名亦如此,它反映了汉民族的思维方式、心理特征、审美情趣及信仰。

语言和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美国人类学家A.怀特说:“人类的全部文化依赖于符号。正是由于符号能力的产生和运用才使得文化得以产生和存在;正是由于符号的使用,才使得文化有可能永存不朽。没有符号,就没有文化,人就仅仅是动物而不是人类了。”(1)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内蕴。任何民族语言都负荷着该民族深厚的文化内涵。罗常培在《中国人与中国文》中说,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结晶。这个民族过去的文化靠它来流传,未来的文化也仗着它来推进(2)。每一个民族的语言都是自己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各个民族文化的个性特征,经过历史的积淀而结晶在词汇层面上。一个民族的语言的词汇系统能够最直接最敏感地反映出该民族的文化价值取向。民族文化具体可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心理文化三个层面。心理文化包括思想观念、心理特征、思维方式、宗教信仰、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方面。地名属于词汇中的专有名词,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是人类的认识成果,积淀了人类的心理文化,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一、地名与具象思维

汉民族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形成了对客观事物的具象思维的特征。它不像欧美民族那样注重填密的分析、论证、推理,而是从整体上对思维客体进行直接把握。在思维过程中从直接感受体验出发,运用形象、联想、类比等思维方式进行具象化,所以直观性、形象性和具体性是汉民族的具象思维核心。

汉语词汇的形象性最能体现汉民族具象思维的特点,它以视觉形象为主,辅以感觉、听觉、味觉、嗅觉、动觉等形象。这些形象词多以联想、类化、比喻、借代方式构词,使词汇具有鲜明的形象色彩,使人见其词而晓其义,甚至看得见摸得着,感觉得到,想象得出,具有修辞功能。人们为自然地理实体命名的依据往往凭着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即摄取人类自身和自然万物的特征为地方命名,力求把它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给人以形象的感受。如海南的五指山,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说:“山有五峰,极高大,屹立如人指。”该书还说:“贺兰山盘踞数百里,上多青草,遥望如骏马,北人呼骏马为贺兰也。”这类地名在我国相当普遍,又如象鼻山、桌子山、眼睛山、七星岩、日月潭、峨眉山、鸡公山、神女峰、伏牛山等,人们把山水的外部特征和自己熟悉的动物、使用的物件、天上的月亮星星,甚至连自身的器官联系起来了,都是为了达到形象化的目的。

地名还通过广泛使用颜色词给人以视觉上的感受,如红水河、长白山。地名中还有的是因声音而得名的,如铜锣峡(江水声如铜锣的声音)、鸣沙山(山间有飞沙响)、响堂山(山洞中因回音而鸣响),这些名称都能在听觉上给人以较为具体直接的听感。另外,宁夏的苦水沟、甘肃的酒泉(泉味似酒)、陕西的甘泉突出了水的味觉特征,冷水江、温泉则通过对水温的描述给人以触觉上的感受。

二、地名与心理特征


心理特征是一个民族所特有的,不同的民族其心埋特征是不同的。汉民族的心理特征也通过地名透视出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地名体现出汉民族重方位的心理特征中国人对方位词情有独钟。东、西、南、北、中是确定四至的基本方位词。中国这个名称本身的由来就带有方位的含义,意为“中央之国”、“天下之中”。古人认为自己的国家居天下之中,因此自称中国,而把周围其他地区叫做“四方”。我国的省名、市名、县名中常常带有方位词,如河南与河北分别因大部分省域位于黄河以南、以北而得名,山东、山西因分居太行山东西而得名。

东西南北与左右前后的相互对应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张清常先生说:“在北京街巷名称中,在全国地图中,东西南北与左右前后是一个意思,而且相互对应。在我国的兄弟民族地区往往更习惯用左右前后表示东西南北。”(3)

在北京市,东直门、左安门在同一侧;在内蒙古,土默特左旗在东,右旗在西。我国地名中东西南北与左右前后的一致无疑是来自坐北朝南的居住习惯。

在市、县名中,用得最多、最能体现汉民族方位文化的莫过于“阴”、“阳”二字。我国地处北半球,山脉多是东西走向,当太阳照射时,南坡受光,北坡背光;阳光照在河上的情况正相反,我国多数河流也是东西走向,但由于一般情况下河身低于地面,当太阳照射时,北岸受光,南岸背光。古人从这些现象中得出了“山南属阳,山北属阴;水南属阴,水北属阳”的朴素认识,并根据某地与附近山水的相对位置,用“阴”、“阳”二字为地方命名。在《中国地名语源词典》中,市、县的专名一般由两个字组成,其中第二个字用“阳”的有100多个,而与之相对应的“阴”字不足10个,如淮阴、江阴。古人认为,“阳”字是个好字眼儿。在大千世界里,“万物负阴而抱阳”(《老子》),阳喻暖,阴喻寒,阳主明,阴主暗,人们喜暖避寒、喜明厌暗的心理正是“阳”字较多地用于地名的一个原因。

(二)地名体现了汉民族重宗族的心理特征中华民族历史上把宗教看成是社会构成的重要支柱。皇帝把天下当作自己一家的天下,“四海之内,莫非王土”。广大农村长期处于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中,人们的宗族观念很强,往往同族同姓的人家聚居在一起形成一个村落,这些村落便以聚居家族的大姓命名,诸如王庄、李家村、王家屯、郭家营、安家堡、张营、齐家集等地名遍及全国各地。高阁元先生曾对几个省的县地名志做过抽样调查,他的结论是:汉语姓氏地名,在不同的地区占有不同的比例,最高的80%,最低的也有巧%,一般约在so%一50%之间。地名和姓的关系非常密切,许多地名来源于姓,同时,一些姓则来自于地名,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1)姓来自国名。我们熟悉的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的国名如齐、鲁、赵、魏、郑等都成了今天常见的姓。(2)姓来自邑名,邑即采邑,是帝王及其各诸侯国君分给同姓或异姓卿大夫的封地。周武王时封司寇忿生采邑于苏(今河北省临漳县),忿生后代因此姓苏。再如屈原的屈,则是由于楚武王熊通之子瑕,受封于屈邑,子孙因以屈为姓。(3)姓来自乡名。齐宣王少子通封于陆乡(今山东平原县一带),后代因乡名而姓陆。(4)姓来自山、河名。如济姓来自济水,老姓来自劳山(今山东唠山)。实际上,以姓命名的地方,由于时代的变迁,未必反映后代实际,叫“张家村”的未必都是住的姓张的人,甚至没有一家姓张的人家。但无论是以姓作为地名,还是以地名作为姓,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了人们把姓看作宗族的标志,想光宗耀祖,与江山同在的心理。

(三)地名体现了求安定、吉祥、幸福的心理特征历史上的中国,战乱不断,烽火连绵,加上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也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形成巨大的威胁。于是,社会上普遍产生一种求天下太平、安定的心态。这种心态在地名中表露出来。我国的许多地方以“太平”、“永安”、“永定”等类似的词语作为地名,表达人们盼望和平、安宁的愿望。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人民群众都希望拥有平安的生活。因此,人们在命名时总少不了受这种心理的支配,在全国的分省地图集所标地名中,取名“太平”的有54处,取名“永宁”的有26处,取名“昌盛”的有25处,取名“兴隆”的有24处。

另外,我国还有大量以祈祷河、海安定为特色的地名。如北京的永定河,从前叫无定河,常常泛滥成灾,人民深受其害,为使它安定下来,康熙皇帝把无定河封为永定河。又如,河北有一条瀑河,河水湍急,对当地人形成了很大的威胁,人们希望河水能流得缓慢一些,因此把“瀑河”改名为“徐水”。类似这样的地名很多,如宁波(浙)、镇海(浙)等。

吉祥、幸福的生活是人们的追求,并把这种愿望显露于语言符号上。地名便承载了人们的这种期望。人们在地名中广泛使用“吉”、“寿”、“康”、“福”、“禄”、“昌”等字眼儿,寄寓良好的心愿。这类地名在全国各地随处可见,比如带“寿”字的地名有:寿宁县、永寿镇、长寿路、万寿山等。人们借助语言来满足趋吉避邪的心理,有时甚至达到迷信的程度。这也反映在地名中,比如有的人定居某地以前往往要看看自己的姓和地名的对应关系,如果二者和谐,就住在这里,如不和谐,要么迁居,要么更名。像姓“于”的愿意住在地名中带有“沟”、“河”、“渠”的地方,因为“于”和“鱼”谐音,这样好比鱼儿得了水,日子会越过越好。

三、地名与审美情趣

地名往往也体现了一个民族的审美文化。中国人崇尚对称和谐,把成双成对的现象看作是美的。比如,日常生活中,人们认为送礼要送双,办喜事选日子喜欢选双日子,结婚要贴双喜等等都反映了人们的审美情趣。受这种心理的支配,人们选词用词时也喜欢成双成对的格式。汉语词汇在音节方面一个显著的发展趋势是单音节词汇比重下降,双音节词汇逐渐增多。在现代汉语词汇中,双音节词汇已占有绝对优势,约占70%左右。地名作为词汇中的一员,也以双音节为主。

《马氏文通》中说:“古籍中诸名,往往取双字同义者,或两字对峙者,较单辞支字,其辞气稍觉浑厚。”前辈学者已体会到双音化与辞气有关。在地名中,为了满足语流对音节的要求,有时加人助词来凑足音节,如《山海经》中凡“某某山”、“某某水”大都称作“某某之山”、“某某之水”但“某山”、“某水”从不称为“某之山”、“某之水”,“之”字的双音化作用是十分明显的。而沿用至今的“句吴”、“句容”、“赞潜”则是加人发语词“句、龄”以达到双音化的目的。现代汉语地名,如果专名是双音节的,在称说时往往省略通名,如河南(省)、北京(市)、唐河(县)、南阳(市)等;如果专名是单音节的,在称说时一般不能省略通名,如淮河、叶县、襄县等。

汉民族常常用语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把原来俗陋不堪的地名改得比较文雅。据明、清有关史料记载,北京一些胡同是以生理缺陷的人的特征、牲畜的某个部位、服饰、器物等命名的,如狗尾巴胡同、小羊圈胡同、大墙缝胡同、母猪胡同等。这些胡同的名称,多半是由于其时其地有这样的人或物,邻里相传遂成地名,但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事的代谢,这些地名变得十分庸俗,迎合不了人们的审美情趣。为了满足人们的审美的需要,人们利用谐音,使原来地名获得了新义,上述胡同分别发生了如下变化:狗尾巴胡同—高义伯胡同,小羊圈胡同—小杨家胡同,大墙缝胡同—大翔凤胡同,母猪胡同—墨竹胡同。

人们还利用谐音字更改了一些不利于民族团结的地名。如山西北部长城脚下有一个关隘重地,叫“杀虎口”。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原来,这里是各民族争夺的古战场,中原汉族称北方游牧民族为“胡人”,当汉族地主政权占领了这里时,为炫耀胜利,便改其为“杀胡口”。后来,胡汉民族对抗的历史结束,人们用谐音字“虎”代替了“胡”。

四、地名与信仰

信仰分为实物信仰即图腾崇拜和宗教信仰。这两种信仰在人们的生活中到处都留有印迹。地名中对这两种信仰有广泛的反映。远古时代的氏族社会,人们对雷、电等自然现象还不能充分认识,由此产生一种恐俱、敬畏的心理,把自然界的一切都视为神灵,为了生存和发展,便乞求于这些神灵。每个氏族都把其中的一种神灵作为自己的守护神。蛇、虎、鹤、鱼以及虚拟的龙、凤等形象都是人们崇拜的图腾。图腾文化在地名中也有所体现。中国人在远古时代就把龙作为祟拜的图腾,在古人的心目中,“龙”是能呼风唤雨、腾云驾雾的神,是汉民族的祖先。因此,中华民族喜欢称自己为龙的传人。“龙”成为地名,最早见于(春秋·成公二年》:“齐侯伐我北鄙,围龙。”杜预注:“龙为春秋时鲁邑,在泰山博县西南。”自春秋以来,各地都有带“龙”字的地名,如辽宁的龙首山、福建的龙海市等。1983年版的《中国地名录》收词32000条,以“龙”字起首的地名就有330条。如龙井(在杭州西湖的西南山中的名泉,附近产龙井茶)、黄龙山(在浙江省湖州市北)、九龙(现在香港北区)、龙门(洛阳市郊,以龙门石窟闻名)。“风”是神话传说中的神鸟,风有美丽的羽毛,历来是祥瑞的象征。带“风”的地名也不少,如“风阳”、“凤县”等。今福建省简称“闽”,与当地对蛇的崇拜有关。《说文》中指出:“闽,东南越,蛇种。”古代闽地多蛇,对蛇颇为敬畏。故以蛇为图腾,并用来作为地名。又如重庆市巴县,古时为巴国,据《山海经·大荒北经》载:“西南有巴国,有黑蛇,青首,食象。”可见巴国的名称也来源于对蛇的祟拜。虎和狮一向被称作“兽中之王”。但在汉民族的心目中,老虎才是百兽之王。人们在画虎时往往要在虎的额头上描画一个“王”的字样,人们在为地方命名时也多用“虎”字,如虎门(广东省珠江口)、龙虎山(江西省贵溪县)、虎牢关(河南荣阳)等。

宗教对人们影响很大,也给地名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道教产生于中国,它认为人可以通过修炼而长生不老,得道成仙。道教崇拜仙人在地名中也有反映,如九仙山、万仙山、仙居山等。

佛教宜扬人生皆苦,世界皆空,只有信佛,熄灭一切欲望,抛开烦恼,才能进人极乐世界。地名中活跃着大量与佛教有关的词语,如南京市的清凉山来自佛教的教义(佛教把断除各种烦恼而获得安适、宁静的境界称为清凉),和尚源(陕),阿育王山(浙)是以佛教信徒或僧侣命名的。

中国的地名浩如烟海,其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地名反映了人们的心理文化特征。地理区域本无名,是人们主观赋予的。因此,地名自产生之日起就和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


参考文献:

(1)文化科学〔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2)罗常培,中国人与中国文〔M〕.上海:开明书店,1947.

(3)张清常,胡同及其他〔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0.

李波(河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河南新乡453002)

责任编辑郭庆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