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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征


第九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大会暨第二十四次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会议确定地名属非物质文化遗产,适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既是历史发展的见证,又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资源。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含义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界定:“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空间。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在本公约中只考虑符合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各群体、团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顺应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风俗、礼仪、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

二、地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征

(一)地名的非物质形态

在历史发展中,地名也会产生扩展、迁移、漂移等现象,南北朝时期,南方出现“侨置州郡”的现象,而这些现象指示着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通过点状地名、线状地名和面状地名的维系来界定无形的空间,这种空间以地域实体为依托,是人们城市意象形成的重要媒介。城市意象是人们对城市环境的感知。凯文·林奇的《城市的意象》总结出城市意象由5种元素构成:路径、边界、区域、节点、地标物,5种元素互相重叠、贯通。这些元素对应着线状地名、面状地名和点状地名,共同组织起城市的可识别性功能。比如,北京的四九城,城墙虽已拆除,但14座城门名得以保留,界定出北京老城的空间范围。

(二)地名承载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体现人类的创造力

地名的形成过程也是人类认识、开拓自然的过程,如龙门,有大禹治水的神话,说明了先民与洪水搏斗的精神。如乌鲁木齐和昌吉地区的一些地名:古牧地、四十户、八家户、东工、西工、青格达湖;还有兵团农场地名如农十三连、农一队、三坪农场等等,它们标示着从清朝中期到建国之后,国家对乌鲁木齐河绿洲的开发序列,也是古绿洲到老绿洲再到新绿洲的扩展过程。

人类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人与自然关系史,形成一套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天人合一”的哲学系统,如,元大都的健德门、安贞门,清朝紫禁城的太和殿、保和殿、交泰殿、乾清宫、坤宁宫等,另外唐长安的朱雀大街、北京的太液池、南京的玄武湖等都属于这套哲学模式。

(三)地名展现地域的文脉

地理的特性贵乎山川河流围合成各个相异的区域,不同区域的文化首先由地名来标识。关中,指示着四塞之国、八百里秦川、八水绕长安、古都风范。徽州,它的地域环境迫使其居民选择外出经商的生活方式,成为中国儒商的典型代表。此外,一些集团化的地名表现出地方的特色,清朝经营京城西郊园林,形成“三山五园”的景观,同时,设立八旗驻防,渐成聚落。所以,西郊园林作为文化遗产并不只是围墙里面的河湖、假山,其外围环境、建筑设施、道路、驻防点及相应形成的地名,都是西郊园林的基质或附属元素。

城市文脉的延续是健康城市化重要方面,关乎城市形象的建设,关乎居民精神文明的培养。地名作为城市文脉重要的元素,把城市独特的文化布局在地理空间上,谱写城市独特的韵律。

(四)地名的认同感和历史感

地名演说着聚落、社区的形成和演变,这些聚落和社区具有自己独特的环境、历史、传说、信仰、传统技能、语言等等,构成了居民认同感的元素。

明朝防北虏修筑边墙、驻守兵马,一些军事据点演变成聚落,在延庆如榆林堡、靳家堡、晏家堡、丁家堡等等,戍守兵丁及眷属在长城附近安家,渐成村落,如怀柔县长城内沿线明代村落:莲花池、西水峪、黄花城、慕田峪等等。明朝军籍不能随便更改,世代相袭,形成亦军亦农的生活方式、边堡文化,构成边堡认同区域。

北京的紫禁城、西苑、永定门、德胜门、安定门、公主坟、八王坟等等无不体现帝都特色,这些地名都是都城文化的认同元素。虽然有的物质实体已消失,但地名仍起着延续文化的作用,使居民有感染文化的感觉和与历史对话的感觉。

(五)地名的文化生态效应

文化生态是指文化存在和发展的环境和状态,文化在人类生存的整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中产生、发展。不同区域的特色文化,是各区域进行交流、和谐共生的基础。

地名富含区域间文化与自然、社会环境相互关系的信息,是众多文化因素的重要载体,地名是区域间相互识别、认知、吸引的重要标识。随意更改会造成极大混乱,安徽徽州地区改名为黄山市,把太平县改为黄山区,三个专名相同的地名给当地居民生活、游客带来极大不便,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旅游发展。

(六)地名是城市活性要素

城市的活性主要依赖城市特有的文脉延续。著名城市规划大师与城市历史学家芒福德认为“如果我们仅只研究集结在城墙范围内的那些永久性建筑物,那么我们就还根本没有涉及到城市的本质问题。”

地名形成了非物质形态的城市空间,城市的文化传统大都集中于这个空间氛围中,表现城市的起源、扩展等。例如天津的北马路、南马路、东马路和西马路是明清老城的北城墙、南城墙、东城墙和西城墙,界定出天津近现代城市发展的起点。原来天津老城四周都是开洼荒地,形成的地名方位词加“开”,如南开、北开、老西开、西广开,说明了城市生长的序列。天津开阜以来在旧城以外形成的九国租界地,地名也是一派洋风。时至今日,这些地名仍在上演着不同文化的碰撞和融合。

(七)地名体现中国文化的精髓和古代政治理念

地名凝聚了中国传统文化。成都有四维村,取自《管子·牧民》:“守国之度,在饰四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九如村,取自《诗经·小雅·天保》:“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有祝贺福寿绵延之意。

中国古代的德治思想,也灌注于地名之中,泉州甘棠巷,明代大学士张瑞图因出于对李廷机爱民的崇敬,引用召公奭于甘棠树下审案爱民的典故,命名该巷为甘棠巷。

历代中原王朝为天下之中,教化四方,地名中也体现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思想。比如,含有绥、威、镇、宁、安、平、武等字的地名,归绥、迪化、镇东、镇西、镇南关,平东、平西、平江,安邑、安岳、安海,靖西、靖远、靖江,宁南、宁西、宁陕,威远、威州、威县等等。

(八)地名是一种民俗文化

地名是一种民俗文化,众多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在一定的地理空间中发生,增加了原有地名的文化内涵,其形成、流传过程中也会产生一系列地名,成为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无声的解说系统。如南京的地名中,菩提达摩不辞而别离建康,梁武帝派人骑骡追赶,结果骡子突然被夹在山峰之间,达摩遂折苇渡江,则是长芦寺、达摩洞、夹骡峰的由来。

地名也体现着民间的信仰。如泉州的大希夷巷和小希夷巷,因大、小希夷宫得名,宋朝建小希夷宫,元末建大希夷宫,是祭祀“陈抟老祖”的道观,渐成街巷。此外,以庙宇、祭堂形成的地名也数不胜数。

(九)地名记录商业文化、手工技艺

中国古代城市中的商业、手工作坊用地是城市土地利用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的地名可以展现出传统商业、手工艺的空间变化。

北京以市为名的街巷举目皆是,如花市大街、骡马市、缸瓦市、煤市街、米市大街、珠宝市街等等,这些地方都是当时的市场所在。还有一些以作坊为名的地名,如北草厂胡同、大石作胡同、小石作胡同等等。从这些地名的变迁中,可以印证和折射出北京源远流长的商业发展史。

再如南京城南是明朝的手工业作坊群落地区,形成的地名“十八坊”,如织锦坊、鞍辔坊、踹布坊、颜料坊、铜作坊、银作坊、铁作坊等等。

三、地名文化的建设

作为文化遗产的地名,具有彰显城市特色,提高城市可识别度的作用。同时也为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织造一种文化空间,有利于城市文化的传承。全国各城市大规模建设、旧城改造,城区和郊区大量的历史地名消失,同时出现一批与城市本身文化不相容的地名,它们割断了城市的历史,成为城市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建设城市地名文化,要对城市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文历史环境进行研究,把握历史地名体系的脉络,合理利用历史地名。

(作者简介:王长松,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历史地理、世界遗产研究)